中国历史研究法

2016-06-15 18:20:00来源:中国历史故事网作者:

  一

 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。这是第一讲,讲题《如何研究中国通史》。但讲这一题目,容易流于空泛肤浅。请诸位原谅。

 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?简单回答:“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”。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,我们应当承认。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,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。同样,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,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。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,我们知道了中国史,才算知道了中国人,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,特异性与优良性。我们也可说,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。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,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,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,如他的姓名、籍贯、学历、性情、才干等,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。我们是中国人,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。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,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。若非研究历史,即无从得此认识。

  二

  历史有其特殊性、变异性与传统性。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。我们以往的传统,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,有自己的特殊性。没有特殊性,就不成为历史。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,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,只是混同一色,那就只需要,亦只可能,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。更不须,也不能,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。

  其次,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。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。没有变,不成为历史。我们读小说,常见说:“有事话长,无事话短。”所谓有事即是有变。无变就不见有事。年年月月,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,没有什么变动,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。历史之必具变异性,正与其必具特殊性。我们再把此二者,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,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。我们研究历史,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。

 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。据我个人意见,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,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。如希腊史和罗马史,两者间就显可划分。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,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,与以前不同。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,现代国家兴起,又是另一段落了。如此划分开来,各有起讫。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,五千年一贯下来,永远是一部中国史,通体是一部中国史。战国以后有秦汉,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。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,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。但此处当注意者,我们只可说,西洋史可分割,中国史不可分割,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。我们只能说,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,使人易见。中国历史的变动,却隐而在内,使人不易觉察。我常说,西洋历史如一本剧,中国历史像一首诗。诗之衔接,一句句地连续下去,中间并非没有变,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,和戏剧有不同。

  三

  诸位研究历史,首当注意变。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,治史所以明变。简言之,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,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。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。历史时代之划分,即划分在其变上。如果没有变,便无时代可分。我们当知,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,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。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,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。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,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。无时代之变,便无历史可写。如在先史以前,人类存在,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。但其间变动少,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,亦无详细历史可写。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。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,人类进步迟缓,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。浅言作譬,如一人,只是生老病死,只是温饱度日。在其人生过程中,无特殊性,无变异性,其人之一生,便亦无历史可言。

  西洋史总分上古、中古和近代三时期。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,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,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。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,称之为断代史。如先秦史、魏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宋辽金史、元史、明史、清史等。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,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。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,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,此说实甚不然。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,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,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。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,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,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,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,就中国历史言,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,并无很大不妥当处。

 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,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。秦以下,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,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。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。大体说来,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,而中国汉唐时代,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。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,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。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,两千年来一气相承,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,不当在中国再加划分。若定要划分,亦可分做两期。五代以前为一期,我们不放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,这一段历史,因离我们比较远,由我们现代人读来,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。宋以下的历史,和我们时代相接近,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。我们也可说,中国的近代史,自宋代即开始了。

  如此说来,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。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,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。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,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,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?但现代史上的中国,却比西方落后,其原因又何在呢?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,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,何以忽然在前,又忽焉在后?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,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?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,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。

  四

  其次,我们研究历史之变,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。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,但这尚是小变。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。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。历史进程,一步步地不断在变。从此不断之变中,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。正如一个人走路,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,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。同样情形,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,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。固然在历史进程中,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,甚至于逆转与倒退。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。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,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。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,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。我们学历史,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,看它在何处变,变向何处去。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,内在要求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,才算知道了历史,才能来指导历史,使其更前进。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,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。

  今试粗略言之。中国史的趋势,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。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、魏晋、南北朝、五代。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。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,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。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。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,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。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,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。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,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。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,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,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。刚才已说过,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。因此,历史个性不同,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,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。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,其前途何在,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。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。

  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,寻出其动向与趋势,就可看出历史传统。我此所谓历史传统,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希腊的一番精神,一股力量。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,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。这一股力量与个性,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。能使历史在无形中,在不知不觉中,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。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,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,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,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。

  五

 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。如何研究历史,贵能从异求变,从变见性。从外到内,期有深入的了解。我们研究历史,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:

  第一种是由上而下,自古到今,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。治史必有一起点,然后由此以达彼。此起点,即是从入之途。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,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。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,我知道它是茶杯,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。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,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。如我们读《左传》,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,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,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。此即所谓从异明变。普通自该从古到今,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。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,真有“一部二十四史,不知从何说起”之感。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,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,似乎不太相干。再来研究它,未免太不切实际。此说若或有理。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。

 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,就是自下溯上,自今到古,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。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,无论是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、屠思想的等等,任何一事实一问题,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,寻根究底地研究,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。

 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,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,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,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。例如听人谈到宋史,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,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,忽然引起兴趣,便不妨从此一处起,来作宋史之钻研。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,自然会欲罢不能,便推及到其他处去。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,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,愈推愈远,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。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,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,而得了某一项启示,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,也尽从此入手。总之,要学历史,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,某一地,某一事,或某一人物,都可即此为据点,来开始前进作研究。例如汉武帝、曹操等人物,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。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,一个是黑面就算。要能从容不迫,沉潜深入,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,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。

  但如上述第三种,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,实不是最理想的。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:“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?”若循此作研究,经过一番推溯,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,中国并无共产党,而且在百多年前,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。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,中断了。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,如是的心习,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。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,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,平心静气,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,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。我们当知,从研究历史用心,可以解决问题。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,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。这等于说,明体可以达用,而求用心切,却不一定能明体。

  故此,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,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。首先便是通史,略知通史大体,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。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,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,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。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,才是可远可大,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,才能贯通上下古今,而获得历史之大全。

  我们更当明白,在同一时代中,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,及其互相影响处。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,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、社会形态、经济情状、学术大端、人物风尚性格等等,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,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。切莫一一各自分开,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。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,又有主从之别。如三国时代,政治变了,社会变了,学术也变了。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,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,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。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,一部中国现代史上,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,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,以为中国有希望了。但事实上,却是每下愈况,愈变愈坏。我们当问,这些变究自何处来?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?为什么总是变不好?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。此中实是大可研究。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,要人具备大见识,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。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,试问何从妄生揣测,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?即此一例,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。治史要能总揽全局,又要能深入机微。初看好像说故事,到家却需大见解。

  六

  如此说来,事若甚难,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,仍不妨分途、分期、分题、分类,各就才性所近,各择方便所宜,乘兴量力,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,只此一家,别无分出。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,如此钻研下去,也就够了。

  中国人向来讲史学,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。

  一、史才:贵能分析,又贵能综合。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,从各方面去看。如汉末黄巾之乱,可以从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,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,然后能析理造微,达到六通四解,犁然曲当的境界。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,由外面看来,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,或两件以上的事,要能将它合起来看,能窥见其大源,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,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。

  二、史识:须能见其全,能见其大,能见其远,能见其深,能见人所不见处。历史是一全体性的,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。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。如一块石的坚与白,并不能分,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。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,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。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,无间断、无停止地在向前。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,自然能见其远。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,不单从外面看,须能深入看。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。

  要之,果尚专业,务近利,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。能崇公业,图远利,其人始得入于史。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,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。

  三、史德:有了史才与史识,又更须有史德。所谓德,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,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。要能不抱偏见,不作武断,不凭主观,不求速达。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。

  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,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。反言之,我们从事研究历史,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,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,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。

  七

  最后我须指出,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。时代变了,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,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。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。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,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。我们需要的,古人未必用心到。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,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,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。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。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,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。有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东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等等断代史,到宋代司马温公,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《资治通鉴》,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。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,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。

  写历史有两种分别。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。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,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。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,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。又如在此期间,有许多大事,亦该分别写。如国民革命军北伐,如对日抗战,这些大事件,都可分头写。在一个时代,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,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。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,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,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。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。譬如过去有十七史、二十四史,接着加上《清史》,就成二十五史。有三通,又有九通、十通,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,以下便断了。诸位研究历史,最大责任,就在此增写新史上,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。

  另一种是旧史新写。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,新的战国史,或是秦汉史,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。时代变了,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,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。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。所谓旧史翻新,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,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。旧史翻新了,旧史依然存在。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,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。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,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。我们如再不尽责,这也是一时代悲剧,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。

  总之,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,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。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,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。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,真是不该。试问孔子写《春秋》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?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,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。本人曾写了一部《国史大纲》,也是属于通史的,大家不妨参考一下。在我前后的人,已写了不要本中国通史,都不妨一看。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,连看历史的也少,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。假如同行多,自然识货人也多,就会有个比较,有真行情出现,此下便可有进步。目下由于写的人少,看的人也少,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,无可选择,也无从评价。这须要有人多写,多比较,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。

 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,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。以历史时间论,二十年并不长。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,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。而且写通史,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。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,如为成年人看的,为中学生看的,为儿童看的,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,都可以。只要有人肯写,就决不会嫌多。

  怎样着手写呢?不妨先看近人写的,作初学入门。再正式看旧历史,看得多了,逐渐自己有了见解,再着手写。你也写一本,我也写一本,写的人多,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,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。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,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,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。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,要翻也翻不多。举其大者,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。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,从现代人看来,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。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。他可不烦花深工夫,也可不致受大责怪。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,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,这也已是一定论。但我们中国呢?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,谁也可以随便说。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,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。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,只做一个旁观者,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,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,于是就不能有共见,有定论了。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,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,得出一个定论,这是国人之共见,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。

  我很希望,今天在座诸位中,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,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,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。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。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,当先细心读旧历史,不能凭空创新。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,能得几位后起青年,激起他们志愿,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,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。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。

初审编辑:

责任编辑:缪伟

关于我们

Copyright (C) 2001-2015 zgkashi.com. All Rights Reserved

喀什地委宣传部主管

违法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0531-85196540

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新ICP备15003762号